2019年，全球国家风险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所加剧，美国增长高位滑落，欧元区增长则普遍缺乏动能，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新兴国家经济表现；
    第二，全球多国提升了外国资金进入的门槛和难度，以美国、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抬高了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的门槛，而资源型国家则加大了对矿产、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控制；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南亚、非洲和欧洲均面临一定竞争，但仍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发展计划；
    最后，爆发在全球多国的社会动荡成为威胁政府稳定的隐患。
    展望未来，全球国家风险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2020年初宏观经济失常恶化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趋于稳定，而且对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势头仍将基本延续。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向全球扩散、逆全球化势头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民粹主义和治理能力缺失引发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荡等风险因素，持续制约中长期的经济复苏前景；
    第二，虽然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未来仍存在重新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另外，跨国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将持续增大，不仅体现在自然灾害相关损失上，更包括企业因对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负有责任而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
    最后，由于主要产油国的减产计划很可能难达预期效果，国际油价在短期内无法出现实质性、可持续的回升。
    一、国家风险最新特点回顾
    （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所加剧
    2019年全球经济放缓有所加剧，广泛的贸易摩擦不确定性打击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信心，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提振乏力，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等，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基础上，个别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失稳因素进一步铸成2019年增长放缓加速。
    衰退威胁下，发达国家央行纷纷重启宽松，新兴经济体亦普遍跟随降息，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为经济回暖创造了条件。同时，近期宏观经济失常恶化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趋于稳定，而且对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势头仍将基本延续。
    1. 美国经济高位滑落
    美国经济从2019年二季度开始平稳下行，减税等财政刺激政策所释放的增长动能边际减弱、与多国贸易摩擦对企业信心的冲击是导致放缓的主要原因。在减税刺激效应下，美国2018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强劲，第四季度虽季节性放缓，但同比增速较过去三年仍处于相对强劲水平。良好的增长态势在2019年第一季度得以延续，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均稳定增长。然而，自第二季度起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开始持续为负，3月美国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倒挂，为2007年6月以来首次，这通常被看成是衰退的信号。从主要的经济指标看，2019年四个季度的GDP环比折年率分别为3.1%、2.0%、2.1%和2.1%，三季度GDP同比增速2.07%，低于去年同期1.06个百分点。2019年8-12月美国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12月47.8的值为2009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非制造业PMI自9月以来虽也震荡下降，但仍处于荣枯线上方。第四季度末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三季度末的93.2上升至99.3。相对景气的服务业以及消费的稳定表现支撑下，美国经济虽呈现高位滑落趋势但并未陷入衰退。
    2. 欧元区经济增长缺乏动能
    “内忧外患”下欧元区经济增长动能疲弱，2019年增速持续低于预期。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在经历2017年的触顶后一路下行，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放缓态势加剧。从欧盟统计局发布的季度数据来看，2019年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4%、1.2%、1.2%和0.9%，全面低于2018年的2.6%、2.2%、1.6%和1.2%；四个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分别为1.8%、0.6%、1.1%和0.2%，反映了经济进一步放缓的疲弱态势。内外部两方面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同步走弱、欧美和中美等贸易摩擦升级冲击制造业和出口活动，尤其是中国需求减少和美国加征来自欧洲耐用品进口关税对欧洲汽车产业带来的打击。制造业PMI自2019年2月跌破荣枯线，并持续震荡萎缩；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已连续五个季度为负值。内部来看，一方面欧盟2018年11月出台的汽车排放新标准影响了德国等汽车生产国的产出，9月德国制造业PMI一度跌至41.7的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变为“拖欧”的持续不确定性打压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积极性，投资增长动能疲弱。
    3. 新兴经济体增长整体放缓
    2019年新兴经济体增长整体放缓，其中颓势最为明显经济体的困境主要源于自身特有因素、异常风险以及结构性放缓这三大国内原因。现阶段，新兴经济体普遍具有经济外部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的特点，较为依赖外部需求、外国投资和外部资金。全球整体以及大国经济增长疲弱、需求放缓，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冲击了外向型国家的对外贸易。地缘政治风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信心。2019年，IMF预测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至3.7%。除外部环境不乐观、中国和欧洲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东亚、中东欧国家增长不及预期外，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不佳主要源于因国内因素影响经济陷入困境的几个国家。
    （二）多国提高外资投资战略性产业的门槛
    1. 发达国家进一步抬高外资进入门槛
    在发达国家，投资门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外资审查的趋严。随着全球科技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界定为国家和经济安全的重点审查行业。以“国家安全”为由拒外资收购于国门之外，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维护自身竞争力的一种普遍做法。
    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核的权利进一步被扩大，只要企业涉及与27个行业相关的关键技术设计、测试或开发，都必须接受国家安全强制审查评估（此前均为自愿性质），否则可能面临最高与拟定交易金额相同的罚金。新规涉及的行业涵盖了半导体、电信和国防等，未来落在CFIUS审查范围内的交易数量可能达到空前水平，相应的处罚力度也会大幅提升。新规自2018年11月10起实施，试行约15个月后将会出台永久性条例。《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是美国进一步收紧外国投资审查意图的体现。鉴于新规将被写进法律，可以料定跨国企业未来在美国高科技、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过去一年间，欧盟做出了一系列针对外国，特别是美国、中国投资的动作：2018年12月19日德国政府讨论通过《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将欧盟以外国家外资并购德企的审查门槛从目前的25%股权下调至10%；2019年2月，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政策的主导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倡议，即通过合并企业建立欧洲工业“冠军”，以面对中美企业的竞争；3月5日欧盟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将就对成员国关键产业构成威胁的外来投资提出意见，但投资东道国拥有最终决定权。种种迹象均预示着，未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来自非欧盟成员国投资的审查将进一步趋严，其引以为傲的高端制造业尤甚。
    2. 资源型国家加大了核心资源的控制
    在一些资源型国家，投资门槛的提高体现为东道国政府加大对核心资源的控制。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周期以来，全球多个资源型国家出口收入大幅缩水。为了在有限的收入中分得更大一杯羹，多个国家政府出台新政，或限制跨国企业在核心资源领域的投资，或提升资源使用税率。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2019年初执政以来，一直在寻找方法来扭转前任政府提出并开始执行的能源改革，认为这一改革削弱了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力度。为此，奥夫拉多尔赋予国家石油公司Pemex更大的权力，对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投资加以限制。例如，2019年，墨西哥政府曾经迫使7家私营能源公司重签其与前任政府签订的天然气管道合同，理由是成本过高，新的协议将使这些公司的利润减少30%，但将为政府节省45亿美元的资金。2020年初，奥夫拉多尔表态将不会重启石油和天然气区块拍卖，理由是上任政府期间签订的外资合同并未能对墨西哥经济并做出足够的贡献。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在石油价格整体低迷，非深水项目产出下降的背景下，尼日利亚急需进一步提升深水项目收入，用以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2019年11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对1993年颁布的《深海和内陆盆地产量分成合同法》进行了修订，规定所有200米以上水深的项目不仅要缴纳10%的基础费率，当油价位于20-60美元/桶之间时还需另缴纳2.5%的特许权使用费；当油价升至60美元-100美元/桶之间时，额外的特许权使用费则涨至4%。修订后的法律还为投资成本收回设定了上限，并且规定政府有权每隔五年对特许权使用费和产量分成合同进行重审。据估算，新的法律有望在短短两年之内给尼日利亚政府带来15亿美元的收入。
    （三）“一带一路”面临区域性竞争
    2019年距离“一带一路”构想的最初提出已经过去6年，在这期间，“一带一路”覆盖地域不断扩大，优质项目层出不穷。作为能够切实解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求的综合性基建解决方案，“一带一路”收获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从埃塞俄比亚到老挝，从巴基斯坦到乌拉圭，大量优质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生根落地，极大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些国家也期望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将本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以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例如，2019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访华时表示，希望加深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和连接；再如，2019年10月菲律宾政府表示，由于“一带一路”与杜特尔特政府计划相吻合，菲律宾希望能够抓住各种机会，将其“大建特建”（BBB）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一带一路”相结合。
    然而，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到，“一带一路”覆盖国别无可避免地与一些区域大国的所谓“传统势力范围”相重合，“一带一路”声望的提升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警惕，甚至焦虑。一些区域大国纷纷推出自己版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经济援助计划，以期制衡“一带一路”，甚至试图成为“一带一路”的替代解决方案。
    1. 东南亚地区群雄逐鹿
    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也是基建投资兵家必争之地。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到2030年前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2.76万亿美元，投资潜力巨大。为了与“一带一路”竞争，美国于2018年底成立了“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用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相关投资，总规模达600亿美元。其工作内容之一便是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基建投资。相应地，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东南亚大型项目提供咨询、风险评估和项目可行性性分析。据称美国官员曾经协助缅甸政府调整中缅“皎漂深水港”项目中股比的工作，调整后中方股份最终从85%降至70%。
    无独有偶，作为更早进入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强国，日本也加大了对该区域的关注力度。2019年12月，日本承诺将通过公共和私人机构在未来对东盟成员国投资30亿美元，以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日本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建设更早，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发展模式也较为认可。此次提出的30亿美元投资承诺彰显其对东盟地区的重视程度。日本政府正在尝试将其在东盟的投资包装成“一带一路”的替代解决方案。
    2. 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制衡性投资策略
    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加大了投资和援助力度。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瓦努阿图，以及部分密克罗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国家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受此带动，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往来不断加深。2018年，中国超过澳大利亚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和油气的最大出口目的地。2012年至2018年，中国在巴累计投资47.8亿美元；2009-2014年，中国在斐济累计投资2.7亿美元。2011-2018年，中国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达3.4亿美元。
    历史上，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主要投资国和援助国，也将其视为施加地缘影响力的“后花园”，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存在深感焦虑，实施了一系列制衡性投资计划。2018年下半年，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美国联合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12亿美元用于升级该国的电网系统，以对抗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铺装3390英里海底电缆以连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岛的投资计划；2018年11月，澳大利亚宣布了价值21.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帮助太平洋岛屿国家建设交通、能源、通信和水利项目基础设施；2019年末，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3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支持后者的政府预算，以及经济和财政改革计划。
    3. 印度的竞争性投资战略升温加码
    在南亚，印度试图保持区域影响力。作为南亚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印度针对周边国家有着自身的区域性战略，例如“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视“一带一路”为竞争对手。2019年5月，莫迪成功连任印度总理，保持区域影响力成为新一届印度政府的工作重心。6月，莫迪连任后出访第一站选在马尔代夫，加深两国海上合作将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获得较高的优先级；随后，莫迪造访斯里兰卡。2009年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长期需要大量外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有意制造中印竞争投资项目的局面以获得最大利益，许多中国和印度投资的项目甚至比肩而立。在科伦坡港，中方投资5亿美元建设了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印度、日本与斯里兰卡港口管理局成立的合资公司则在同一港口建立了科伦坡东集装箱码头；2019年8月，莫迪访问不丹为芒德河水电站揭幕。印度投资6.24亿美元用于该电站建设并承诺购买电站的冗余电力。水电在未来也将是印度和不丹之间合作的重点领域。
    4. 非洲和欧洲竞争日趋激烈
    在非洲和欧洲，“一带一路”也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2019年9月，日本和欧盟签署协议，将在巴尔干半岛、东欧、中欧和非洲等地展开交通运输、能源和数字项目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合作；俄罗斯在非洲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已有两年有余，但更多止步于双边合作。2019年10月，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莫斯科召开，俄罗斯试图将此次峰会打造成加深其与非洲国家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平台。然而受制于财力制约，俄罗斯与非洲的合作将更多围绕安全和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展开。
    5. “一带一路”依然是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发展计划
    从投资规模、人力资源，以及投资灵活性角度判断，我们认为“一带一路”依然是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发展计划，上述提到的他国投资与援助方案的影响力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一带一路”的全球地位。例如，在2018年印度的8.45亿美元对外援助款中，马尔代夫仅分得1900万美元。反观2014-201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向马尔代夫累计提供3.73亿美元优惠贷款。然而，从上述分析也不难看出，未来“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的推进，也必将伴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所带来的竞争或者阻挠。项目东道国政府出于平衡的目的，将在中国和传统势力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在客观上加剧市场竞争，增大我国企业的投资难度。
    （四）社会动荡成为威胁政府或政策稳定性的隐患
    在传统意义上，罢工、游行、抗议示威历来是跨国投资者需要注意防范的常见海外投资风险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多为社会环境复杂、公共治安较差的国家，更此类是社会风险的高发地区。与以往相比，2019年各地区的抗议示威活动爆发更为频繁，且间隔时间极短，呈现出较强的传播性；另外，多国的群体性事件持续时间之长，已超出过往记录。
    1. 生活水平下降成为最为普遍的诱因
    在伊朗，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民众因汽油价格上调而发起示威，全国28个省份、100多个城市、1000多个地点均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参与人数达87400人，其中包括5200名女性示威者；在印度，大量民众因洋葱价格飞涨而走上街头。洋葱作为制作咖喱的主要原料，价格波动具有极强的社会敏感性；在海地，民众因燃油价格上涨而爆发骚乱，抗议总统莫伊兹的政府，大量商铺遭到洗劫；在智利，一场由大学生针对地铁票价上涨的不满最终演变成为全国性抗议示威；在法国，“黄马甲”活动持续一年有余，这场由燃油征税的决定引起的示威活动，最终演变成针对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等更为广泛社会现象的全民性运动。
    2.腐败等结构性问题危及政府稳定性
    在埃及，一名流亡西班牙的埃及商人所泄露的频视频指控总统塞西生活奢侈，众多仍生活在基本生存线之下的埃及民众发起了为期数天的抗议要求塞西下台。未经批准的抗议示威活动在2013年塞尔西执政后极为罕见；在伊拉克，主要城市的民众因政府官员腐败、失业率奇高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重视而举行游行示威，暴力冲突共导致数百人伤亡。在黎巴嫩，民众对该国沦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与此同时政府中饱私囊的不满突破了极限，全国的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德鲁兹人等族群联合展开街头抗议要求总理下台，这在民族宗教斗争激烈的黎巴嫩极为罕见。
    3. 贫富差距与经济边缘化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
    “不患寡而患不均”，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还可能因收入差距，经济边缘化而引起。由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和阿姆哈拉人，以及喀麦隆的英语区民众发起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因生活水平低下、经济边缘化和政治排斥而起；在苏丹，最终导致总统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与经济困境、极度贫困、财富创造和政治影响中的机遇不均等有密切关联；即便在非洲经济最为多元化的国家南非，常年的社会不平等、生活水平低下、腐败横行也引发了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
    4. 暴力性群体事件威胁海外投资安全
    综上，在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乏力的大背景下，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特别是青年群体）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极易成为矛盾的焦点，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导火索”都可能引燃民众情绪。我们观察到，在许多爆发反政府示威的国家，政府被认为是满足自身利益的机构，不愿，或无能力解决经济困难、族群矛盾、贪污腐败等棘手的问题，而其任何试图维持现状的行为会被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视为不作为、敷衍的表现，从而招致更强烈的民怨，导致由单一事件引发的小规模抗议示威失控发酵，最终演变为群体性骚乱事件。对于跨国投资企业来说，群体性事件所蕴含的最大风险在于在外国公司和个人容易成为被暴乱群体利用以制造影响力，或单纯迁怒的对象，针对他们的抢劫、绑架、勒索、破坏等犯罪活动存在升级的可能，导致企业雇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另外，若群体性事件导致政府更迭（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跨国企业与前任政府签订的项目合同可能面临重审、搁置，甚至取消的风险。
    二、全球国家风险趋势展望
    （一）2020年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
    2020年初宏观经济失常恶化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趋于稳定，而且对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势头仍将基本延续。有利的宽松政策环境，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特有拖累因素的负面冲击逐渐减弱，有望推动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弱势回升。此外，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署使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预计在年底的大选前美国对外再次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贸易摩擦暂缓态势有望在这一期间延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复苏带来积极影响。
    具体来看，发达经济体方面，美国经济平稳下行，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仍可对增长构成支撑，中美贸易协定也将带产生积极效应，共同推动美国经济免于陷入衰退；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疲弱态势，欧元区经济在外部环境改善和英国实现有协议脱欧背景下呈现出探底企稳态势，日本经济在消费税上调冲击下预计将进一步放缓，但公共部门债务以国内债权人为主赋予了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刺激经济的空间和能力。新兴经济体方面，俄罗斯、印度、阿根廷、伊朗等国的异常风险负面冲击逐渐消减，健康的通胀水平使多数国家都具备进一步降息以刺激经济的空间，贸易局势暂缓也利于推动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制造业外向型经济体的外部需求改善。
    然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向全球扩散，打乱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节奏。目前，疫情已扩散至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重要经济体。从需求端看，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同时遭受疫情冲击，将导致全球需求萎缩。从供给端看，中国是全球产品出口大国，包括很多其他国家开展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此前，在中国疫情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疫情管控导致的国内停工停产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网络。发达国家是全球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当前海外疫情快速发展的影响也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进行传导。全球贸易链条的紧密性意味着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因某一国家疫情逐渐进入平稳期而消失，因此，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可能较为严重。从领先指标PMI上看，在2月份疫情尚未向全球扩散的情况下，全球PMI已创近10年来的新低。随着国际疫情的加重，未来全球PMI及世界经济增速可能将进一步走低。近期，为应对疫情等影响，美联储在非议息会议上意外宣布大幅降息50个基点，此次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或折射出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等级。
    除新冠疫情以外，其他一些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依然较为突出。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仍旧低迷，就业状况及实际工资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但仍未有效提振经济复苏，更体现了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持续疲弱。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外需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普遍经济外向性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复苏步伐，而结构脆弱性也使其始终较难抵御异常风险和宏观政策失误等内外部的冲击。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势头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民粹主义和治理能力缺失引发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荡等风险因素，持续制约中长期的经济复苏前景。
    （二）美国将继续频频展开攻击性贸易动作
    随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最终批准，以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已把完成贸易协议作为2020年大选之前的关键目标。一旦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很可能会在2020年保持不变，但是双方在协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发生潜在的小规模摩擦升级（例如有限地重新引入关税）仍存在可能性。然而，由于特朗普希望将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作为其在2020年11月份大选中获胜的关键政绩，因此任何升级都将十分克制，不至于完全颠覆已签署的协定。
    同时，美欧贸易谈判将因农产品分歧而停滞不前，美国将对欧洲商品加征更多关税。美国拥有众多潜在的施加关税的理由，例如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或美国汽车进口的国家安全问题等。但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其对欧洲的新贸易攻击的范围和规模仍将很小。
    （三）跨国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将有所增大
    到2020年，企业和政府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气候风险所带来的挑战，这既包括商业基础设施因极端天气遭到破坏的风险，也包括企业因对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负有责任而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未来公司利润和增长的另一个风险可能来自化石燃料使用的减少，因为各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另外电动汽车的普及也在扩大，这些共同作用最终可能导致在未来20年内某个时刻的石油需求达到峰值。
    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制定的国家计划和目标的进展将在2020年受到首次检验，但效果很可能难达预期，因此气候变化问题会重新引起国际关注。另外，2020年也很可能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该协定。虽然许多国家将无法达成协议制定的气候目标，然而，各国公民的环保积极性将有所提升，将有更多人提出法律诉讼以推动政府修改气候政策。政府领导人将越来越被驱使着更加认真地思考行为和经济计算方式的改变。此外，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环保组织还将在法律上挑战高污染的能源公司。
    2020年，气候风险将更一致地被纳入信贷决策和资本市场的定价中。随着环境政策的变化以及来自司法的挑战开始影响对传统燃煤电站的依赖，尤其是在欧洲，跨国能源公司将不得不重新评估未来的投资决策。新的欧洲委员会将从2020年开始优先考虑采取激进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寻求刺激欧洲不振的经济，并维持欧洲作为全球气候措施标准制定者的地位。
    （四）国际油价难以出现可持续性的回升
    2019年12月6日，欧佩克+组织宣布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每天额外削减50万桶的产量，超出此前的预期。欧佩克+组织同时同意将凝析气从非成员国的减产目标中移除，这一决定使俄罗斯大受裨益。从表面上看，这一削减幅度将足以大大缓解预计在2020年初出现的石油生产过剩局面，会消除市场对新的一年价格可能下跌的担忧。但是，最终结果和长期市场影响很可能不及预期。
    沙特阿拉伯将其生产配额下调了16.7万桶/日，并承诺如果其他国家遵守约定，将自愿将其配额保持在低于该目标40 万桶/日的水平。这虽然是真正的额外削减，比2019年11月减少了30万桶/日，但仅比2019年1月至9月的平均产量水平低了约10万桶/日。科威特和阿联酋也可能会遵守承诺。然而，凝析气被排除在俄罗斯减产指标之外对其十分有利，单凭此举就可能使俄罗斯当前产量符合削减标准，因此不会进行额外的削减。另外考虑到尼日利亚和伊拉克历来缺乏信誉，最终有效的削减幅度可能会仅停留在20万桶/天，这将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库存在2020年一季度上升。一旦一些成员国暗自违反减产协定的效果变得明显，很可能招致其他成员国不满，导致整体减产目标受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65美元以上，或西德克萨斯中质油每桶突破60美元并长期保持将变得十分困难。
    来源：走出去服务港/中债资信